“如果把城镇化比作火车头,那么城乡规划就是轨道,实践健康城镇化,关键在于发挥城市规划的轨道作用。只有轨道修得精密、合理,才能保证城镇化朝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只有以人为本、穿透历史才有好规划!” 6月3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土木工程分会上,仇保兴应邀发言,这也是他于6月5日正式卸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会后,仇保兴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就城镇化发展规划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城镇是大城市不可缺少的“拦水坝”,新型城镇化要坚守五类底线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庞大复杂,涉及面广,因素众多。仇保兴认为,对城镇化做规划要坚守五类底线,其中,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 记者:您认为城镇化的规划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仇保兴:所谓“规划”就是要前瞻性地看到潜在问题,然后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认为,从纵向看规划,起码不能犯两类错误:一是不犯刚性错误,不造成后人难以纠正的后果;二是不造成恶性循环,不会严重妨碍可持续发展,带来社会、经济甚至政局的动荡。从横向看,就是汲取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记者:您认为从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当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仇保兴: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 没有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健康、协调发展,即便形成城市群,也是低效的。同样,如果没有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城镇化会步入险境。因此,在编制当前这一轮城镇化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各方几乎同时认识到小城镇是我国健康城镇化的命脉。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芬兰规划学家沙里宁曾提出,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有机疏散”之路。您认为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规划有什么借鉴意义? 仇保兴:我国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遗憾的是我们不仅认识得较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痛苦的历程,才探索出新城科学规划和建设的路径。 比如英国的第一代新城,人口规模2万~5万人,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代新城,人口规模15万~20万人,就业岗位50%当地解决,至少减少50%的城际交通;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20万~30万人,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解决,实现职住平衡(编者注:居住者与就业者的数量相对平衡),既保证了新城的经济活力,又可削减对老城的交通压力。 记者:除了刚才提到的城镇化要避免犯的两类错误,您觉得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什么? 仇保兴: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坚守五类底线。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第二类底线是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正确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基础;第三类底线是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第四类底线是防止出现空城。新区建设应依托老城,加强产城融合,防止新区功能和产业过于单一,严控远距离、飞地型的新城开发,制止以工业发展名义大规模圈地占地;第五类底线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现地域文化与特色风貌。 将土地交给资本,容易导致“城乡一样化”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因此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仇保兴指出,土地交给资本,让农民失地,会让经济缺乏弹性,损害农民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