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三年的改革方案
1994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被视为我国公车改革的发端。自此开始,国家层面屡次将公车改革提上日程。
如1999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各个级别配车的价格限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于2004年、2008年出台文件,要求“正常工作日公务用车停驶20%,休息日全部停驶”等。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了“积极推进公车制度改革”。
但计划于2011年出台的改革方案,一直没有面世;地方试点绝大多数也无疾而终、相继搁浅,坚持下来的仅有杭州、温州等少数地区。
叶青认为,车改久经波折、未有实质突破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不可忽视的关键原因在于利益阶层的“不配合”,“享受配车待遇的多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车改触及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暗箱抵制,公车改革自然不会有突破”。
一年半顶层“布局”
今年全国两会,公车改革再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提到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到启动公车制度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参与了16日发布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的讨论座谈,他向新京报记者说,围绕今年的公车改革,决策层十八大后就开始布局,三中全会后开始着手方案起草,到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提到今年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时,方案已基本成型。
“公车改革牵动多方面利益,从十八大后制定的八项规定,到整治‘四风’、反铺张浪费等等,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营造公车改革范围,破除阻力”,竹立家说。
叶青也表示,去年11月发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已经预示着公车改革大幕将启,《条例》明确了公车改革方向,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等。他对新京报记者说,如果此前利益阶层是公车改革的阻力,但在十八大以来高调反腐,以及八项规定、整治“四风”的推力下,原来的阻力已被“肢解”。
竹立家、叶青都认为,16日发布的两个车改方案,最大亮点是自上而下,先从吃财政饭的中央机关单位改起,“自上而下更能破除阻力”。
但受访专家们也认为,虽然前景光明,但本轮车改也面临难题,“市场化、社会化方向落到实处、细化到具体的实施细则后,能否获得官员群体和公众的广泛认同?会不会因为东西部等地区差异,引发不公平等质疑?这对各级政府都是执政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