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编辑本段毅然回国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提前一年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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