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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历史上的“公务员热”

来源:国家公务员考录系统时间:2013-10-31 08:50考德上教育V

    近年来,想要加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持续激增。据统计,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44万人报考,比2003年的12.3万人高出11倍,最热门的职位甚至创下了4961∶1的纪录,而2012年的国考报考人数也达到130万,录取比例为53:1。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考”,其艰难远胜过考取北大、清华。
    研究机构对“公务员热”的调查表明,“公务员热”始于大学扩招,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由于创业困难,公务员职业稳定轻松,工资较高,加上各种福利、补贴和隐性收入,遂使大学生们对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令人想到历史上有些时段的科举。
    如我们所知,科举考试兴于隋唐,讫于清季。其本身不是教育制度,而是选官制度。唐承隋制,以科举考试取代前朝门第制度,到了高宗、武后朝,为了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尤其重视考文才的进士科,众多寒门子弟得以有机会进入仕途。到了德宗朝,进士科达于极甚,求仕者纷竞举场,颠沛于是,以致民间有进士及第为“登龙门”之说。
    这种科举盛况往往成为后世的美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士人争相参加科举考试,经济目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统治者横征暴敛,赋税繁多,平民百姓常常不堪重负,如韩愈《嗟哉董生行》:“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另一个文人沈既济《选举论》论及当时情状:“夫上之奉养也厚,则下之征敛也重。养厚则上觊其欲,敛重则下无其聊。”朝廷花销无度,下面的官员自然要横征暴敛,造成百姓困苦。
    但如果当了官就不同了,不但享有国家奉禄,而且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如唐穆宗朝就下诏称:“名登科第,即免征役。”诗人姚合也在赠友诗中说:“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就连复兴儒道的先驱韩愈都自称“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官员既然不用交纳赋税,朝廷的花销便得全部来自百姓,用沈既济的话说,就是“坐食百姓”,所以当时士人争相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因为“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
    科举考试将做官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故对广大士人来说,当官与否,其苦乐利害是大不相同的,“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沉泉”,这正是中唐以降科举繁盛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唐考生多为禄仕之徒,所以品性浮薄,终致中晚唐官场争斗成风,权臣乱政,民生凋敝,道德沦丧,以致文宗大和二年,刘贲应贤良方正科对策时痛陈:“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
    对策中提到的“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包括冤情无法上达,士人没有道德,百姓困苦不堪。就任何一个朝代而言,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说代表了社会的普遍危机。对于刘贲这篇直面现实的文章,当时的考官十分赞赏,但却不敢录取他。刘贲后来被征为幕府从事,最后还是受到权臣诬陷,贬死他乡。唐王朝也在社会的种种矛盾中渐渐走向衰亡。
    可见,当一个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其动机完全出于利益考虑时,必然会无视关心民瘼的士人理想。韩愈的功绩就在深刻体验了这一现实,并在承认人是经济人的前提下,提倡复兴儒道,以解决利与道的关系,促使后来的宋人在价值上有所思考和归依,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苏轼称韩愈“道济天下之溺”,确乎有着深刻的历史含义。
    公务员考试与科举一样,都是改变世袭、推荐和指定的选官方式,给普通人提供机会,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也须认识到,科举制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上的,古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仕途,而今天的“公务员热”则只能说明,官本位仍然是社会的支柱。然而说到底,官员本身并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职业,如果一个现代社会的精英都想去当官,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制度决定一切,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改变官本位的利益机制,打破目前的公务员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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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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