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让院士再度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事实上,有关院士能否退休、如何退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向所任职的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提出退休意愿,年近八旬的他还承担着三个身份的工作,精力着实难以承受。然而这样合理的要求,并没有获得校方的许可。在校方看来,院士是学术旗帜,代表了学科发展方向,还要为学校或者学科发表意见,提出一些指导的意见。 这话说的模棱两可,其实翻译过来很容易理解:院士对提升高校地位,争取资源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申请科研资金、到设置博硕士点、到重点学科评估……院士都是充满含金量的金字招牌,也正因此,一些高校甚至不惜斥巨资引进和争夺院士资源。 然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样的功能,显然并非是评选院士的初衷。作为一项对学者科研学术能力的肯定,院士头衔本应是一种基于学术贡献的个人荣誉。然而在现实当中,这种个人荣誉却常常异化为权力通行证,成为争夺利益的工具。不但高校、研究机构甘之如饴,院士自身也能尝到甜头。学术权和行政权结合,使得院士的学术属性让位于社会活动功能,其中更不乏一些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学官”,催生出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一系列丑闻,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更经常引发互相举报的笔墨官司,着实有辱学术斯文。 这样的乱象,错本不在院士制度本身。欧美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学术评价体系,然而无论英国还是美国,所谓的科学院“院士”,真实名称只是学会会员而已,“院士”这个称呼,不过国人牵强附会的翻译。对他们学术的认可,除了荣誉之外不具有任何经济和行政意义,他们非但不会身价倍增,甚至还要按时缴纳会费。 这其实也说明,如果单纯作为一项学术荣誉,只要学者的学术贡献经得起推敲,符合准入标准,那么院士无所谓退休和退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院士除了学术之外,被赋予了太多与学术无关的附加选项,这与我们的科研、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息息相关,与整个社会对院士的盲目推崇也脱不开干系。 因此,要改革院士制度,仅仅从院士制度本身是无法取得突破的。当下院士制度面临的一些困境和乱象,主要问题并不在院士自身,强行划定退休年龄,或是限制院士数量,并不是问题答案。只有改革教育科研体制,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建立更加多元的人才评估体系,方能剥离院士身上的利益外壳,使其回归学术本位,真正成为纯粹的最高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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