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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死于小贩刀下，这让有小贩“革命迷思”的人们热血沸腾，把事实上造成两人死亡的小贩夏俊峰视为具有反抗隐喻的象征人物。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帮助夏俊峰的家属成为一场持续的社会运动，包括展开系列舆论造势以使他们获得利益补偿上的最大化。当公共舆论成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动员对象时，诉诸情感便大大超过了诉诸理性。 每个社会群体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所在阶层得到的舆论支持最多，但谁都知道来自社会的力量只是一种道义支持，而非法律义务，因此，除了不违法，还得有打动人心的道义资本。如果了解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就一定不会奇怪人们对夏俊峰之子的画作真假、艺术含金量有所要求了。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并未发育成熟，随处可见的是泛政治化的站队式表态。如果别人不站队，试图以理服人，就成为阻碍反抗的保守顽固力量——令人讨厌的“理中客”。这些人可谓对社会运动的规律一知半解，撇开小贩与城管的身份对峙，就是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内部，譬如个体户群体，他们也并不总是天然的利益结盟，因此，社会资源的分配，总伴随着对这种分配和舆论调遣是否公平正义的反复拷问。 这种反复拷问和挑剔不是道德洁癖，而是在任何有基本言论自由的领域都会出现的自发状况。如果举报官员腐败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支持，社会力量就会发力;如果揭露学术不端是自由且得到制度的配套支持的，各学科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就会有效运作起来。 吊诡的是，那些渴望着社会正义和制度伦理的人，正在做无视社会伦理的事情，他们割裂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关系，认为既然政治伦理都不算完美，何必追求社会伦理。于是，一种豁免局部造假、局部美化的道德虚无主义大行其道，获得一定的舆论支持。 确实，不完善的制度会加剧社会不公，导致阶层固化，进而使得身份上的弱势群体处境难上加难。但是，改变不公平状况，不是靠怂恿弱势群体“堕落有理”。社会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得弱势群体拥有抵御堕落的资本，这种资本既包括物质支持，也包括精神力量，而精神资源自然包括道德追求。 现在舆论中有些人在鼓励弱势群体可以不讲道德不讲理，只要能折腾，能把个人境遇高度政治化，就能利益最大化。这种社会心理提示，中国社会当前亟须改变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格局。但促进权力和资源分配更为公平，使得人人“享有出彩的机会”并不在于弱者就拥有不讲道德底线的权利。照这种逻辑，社会正义的起点将无从建立，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无视规则最大化，那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 某种程度上，制度进步和社会的道德进步是互为促进的。迷信制度进步了“我才开始讲道德”，放弃个体责任，将使整个社会更容易陷入坏的线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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