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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与人民主权 中国学界对古典政治思想之核心理念——民本有很多误解。因此我们需要解读经典文本，重新发现民本之真义。 重新认识民本 我把中国自觉的政治文明断自尧舜。《尚书·尧典》中讲述尧具有一系列的德行，构造了一个华夏的政治共同体。尧建立了政治共同体之后，发现要让这样一个共同体稳定下来还需要另一个元素，那就是神。所以他提出“钦若昊天”，就是要恭敬地服从上天。一个世俗政治体的稳定，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性的、正当性的源泉来保证。 我认为，皋陶是中国第一位司法官，也是中国第一位政治哲学家。皋陶把尧舜所建立起来的一套世俗的政治体架构与一个超越性的正当性构立起来。给政治，包括规则赋予了客观性。由此，政治，包括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处于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领域，把人的欲望排除在规则的制定之外。当然，政治肯定是由人来建立的，而人又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政治肯定会发生败坏甚至是暴政。所以，皋陶又把人间的规则与天联系起来，既赋予它一定的神圣性，又让它处在监督之下。天对人间的政治和执行会有监察，这个监察是由人民来执行的，上天是以民的喜怒来判断君王的。由此，皋陶建立起来一个天、政府、民这样一个三元结构。 在《五子之歌》中出现“民为邦本”这样一个概念，这正是“民本”概念的第一次表达。周初《泰誓上》中讲到“惟天地，万物父母”，古人普遍认为，人有两个父母——天地和自己的生身父母。人的父母是天，天赋予了人类一切，所以人应该敬天。这就是一个宇宙论框架中的政治论述。为什么会有君和师，是因为“天佑下民”，天生万民，所以天爱万民。人需要秩序，有秩序就要有王。只有当君道树立起来才会有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说设立“王”和“师”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利。 在我们的上古时代，也就是尧舜禹三代，形成了一个古典的复合的政治论述。一个是政治哲学，自上而下是天，君，民。天生万物，人间秩序的维护要靠王，所以人民须服从于王。另一个政治神学的论述，它自上而下的顺序是天，民，君。为什么?因为人民是天所生的，“天佑下民”，因此，王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这两个论述交叉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上古时代完整的政治论述。 这样一个政治论述的主旨是关注“主权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在哪呢?圣贤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天道的治理观念，把天置于人间之上。人间治理遵循一个最高原则：法天而治。在这个法天而治的架构中，天和民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要求权力法天而治。由天所生的民，便是政治的主权者。 儒家对于民本的思考 关于禅让，《孟子》一书指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这就暴露出我们对禅让的误解。其实，禅让制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那就是，现任的王没有提名权，全部由其他人来提名。现任的王有否决权，但是没有提名权。孟子这句话体现了“天下为公”理念，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王必须通过一个公开、完善的程序来产生。治理权的转移是在天的监察下完成。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董仲舒构想出由天来限制皇帝权力的一整套方案，皇帝必须顺应天，依天意制定正确的法律。董仲舒通过这样一套法律把皇帝从天变成了天子。皇帝既有了权力，但也有了义务。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代表天的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天意。通过这样一个回归，最高权力受到了约束，主权又回到了民。 中西相通 美国人的观点是上帝造人，赋予人以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构造政府。虽然政府可以治理人，但政府必须服从上帝安排的宗旨，人民则可秉天赋权利而革命。 其实，《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主权和中国的古典民本论十分相似。人民之所以是主权者，因为人民是天或者上帝所造，人民依托于天。没有天、上帝，也就没有作为“一”、作为整体的人民。“人民”是因天而存在的。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学术界引入西方人民主权理论，然而，这个时代的人民恰恰处在最卑微的状态。原因在于，此前，人民关联于天，因此才可以成为主权者，至少人民保留革命的天赋权利。移植的人民主权理论却没有这个超越的维度，“天赋权利”论的天被遮蔽了。 在中国，从20世纪开始，天道信仰崩溃，人民是纯粹世俗的。这个时候，“人民”事实上是虚构、想象的。由此，人民丧失了主权地位，只有被统治者这样一个纯粹世俗的身份。 人民确立主权的关键在于重建天道信仰，通过道重新回到“天”。在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大众民主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所有的文明都是以神权政治来解决权力的正当性与约束来源的。中国人把权力来源上溯于天，2000多年里，基本解决了权力的正当性与约束问题。此后则有世俗化浪潮，人民纯粹成为世俗的，也就丧失了神圣性。 重温民本论，有助于我们重建人民主权论。重要的是，人必须重新关联于天。唯有当人民关联于天，才是主权者。而唯有贤能能够理解天意、表达民意，所以，必须建立代表制。因此，优良的政道就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 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http://www.kds100.com/ |
40004-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