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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与廉洁指数的微妙关系 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和GDP都在逐步提高，但在这个提高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感受完全不同，公务员工资的合理性问题成为敏感的争议对象 “高薪养廉”一词把“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变成了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具体做法被认为是成功范例，甚至有学者要求全面借鉴这项制度，用于我国的廉政建设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然而，对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对于不同认识和文化，公务员工资和政府廉洁水平的相关性有不同的独立而客观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具有千年文官传统、仅有百年市场经济的新中国。 收入水平与清廉指数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高薪养廉”的“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时因地因国而异，不同的人群对这个数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学者们研究中，把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作为一个比较标准数值，也就是说，所谓的高，也就体现在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上。如果把这个比例高于1：1作为一个界限，可以发现，香港、新加坡等所谓“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并不是“高薪公务员”，相反，俄罗斯却成为一个公务员 “高薪”的国家，他们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3倍。然而，“透明国际”组织调查的结果却认为，这种结果是政府腐败，是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结果。这个因素也就成为“腐败指数”的构成因子之一。 目前公务员工资，有些人认为是“高薪”，有些人却认为不是“高薪”，而且两种声音都很大。具体而言，公务员群体对自己“工资”情况的感受是：工资并不高，单凭正式收入仅能糊口。但是干部选拔的门槛很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对官员的要求很高，官员承受的压力奇大，甚至有人感言，“当官也高危”。为此，针对不成比例的合法收入和心理付出，很多公务员难免心理失衡。与此相反，社会百姓的感受却是：领导干部是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掌握着太多的公共资源。他们不仅待遇优厚，工作体面，在执行权力的过程中肯定会得到很多灰色收入。因此，一提到官员，他们就会联想到权钱交易，就会想到腐败，就会感受到不公。针对这种矛盾和争议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澄清对高薪养廉以及“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之间的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把握公务员工资待遇和公务廉政保障机制建设这两个问题，坚持多种综合政策，实现公务员工资待遇合理保障和公务廉政保障机制建设并重。 不能贪、不敢贪与不必贪、不愿贪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工资确定机制和保障机制，并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把公务员薪酬制度变为一个透明公开的廉政措施。 公务员工资的水平及其具体标准，应该有一个综合的、体现民意的科学决策机制。一是在实质内容上，实行工资调查制度，使公务员工资体现市场工资基本水平。二是程序上，建立常态化的体现民意的决策程序及其机制。因为公务员工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从监督的意义上，公民代表和纳税人代表应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在决策的体制中，不仅要有公务员的代表，更需要有纳税人和公民代表。应该创新和发展这个民主决策机制，或者让人大进行代表决策，或者在专业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达成，有必要时也可以引进听证程序。 廉洁政府的建设不是靠公务员工资调控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力量和因素，从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政府廉政建设。正如“透明国际”主席拉贝勒说，阻止腐败要求各国国会加强监控，需要司法部门、独立有效的审查和反腐机构以及强大执法部门的配合，也需要增加公共预算、国家收入以及援助等项目的透明度。综合的政府廉洁的保障机制，也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相对合理的“高”薪养廉机制，确保公务员工资处于合理的一定的水准，确保使公务员生活有靠，家有所养，待遇有保障，与社会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从而“不必贪”;健全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优化权力运行机制，使权力无时不刻处在规范的约束之下，公务员身处全天候全时态的监督之中，从而 “不能贪”;推行健全严肃有效的问责惩罚机制，使不合理合法行使权力的公务员要对过错买单，从而“不敢贪”;建立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机制，使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起到很好的自我约束作用，从而“不愿贪”。 |
40004-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