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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政府部门有责任监管基金会，督促其报告收支情况，保持透明。那现在相关监管部门“又去哪里了”?显然，基金会敢于不报告，不是因为胆子大，而是有关部门不作为，放任基金会既不报告全文，也不报告摘要，如此百般呵护，有没有猫腻? 据《新京报》报道，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浙江、广东、北京等10大登记机关所管理的基金会中，竟然有83%的基金会不向社会公布捐赠收入和善款流向。事实上，这10大机构管理的基金会数量占全国的54%，资产占全国的83%，每年的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额占全国的80%以上。粗算起来，等于全国善款的2/3来去不明，这真非同小可。 基金会的透明之路该怎么走? 按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信息管理办法，基金会需要披露年度工作报告的全文和摘要。通常情况下，全文中有善款的收入和支出，摘要只有收入，没有支出。浙江等地方做得最好，报告的全文和摘要都公布了; 广东和江苏虽然基金会数量位列前茅，但在透明指数却排在倒数几位，善款收入和支出都是未知数。北京稍好，但也只有17家基金会占全市基金会总数的8%披露了年报全文，其他的都只公布了摘要。 基金会不公布善款收支情况，固然不等于一定有问题，但至少给公众留下了许多悬疑，这显然不利于基金会开展募捐活动。2008年汶川地震国内捐款总额达到高峰之后，迅速回落，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募款尤为不景气，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公信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信息透明，理应成为基金会自救的首要策略，孰料大佬们稳坐钓鱼台，不管公众如何急切地想知道“善款去哪里了”，却丝毫没有公开收支情况的打算。如此怠慢的态度，叫人不得不怀疑，这些人是不是已经不准备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基金会不公布收支情况，不管如何不正常，至少可以理解，因为账目不清、不便公开，也是今日许多公办基金会常有的事。此前不久，某家基金会的账目甚至在以亿为单位的数据中，出现了小数点“点错了地方”这种错误。如此“混账”，当然见不得公婆，虽则不可原谅，毕竟还能理解—“人家就这水平，不想丢人现眼，不让人看还不行吗?” 问题在于在世界各国，公益性基金会公布账目都不是纯粹自愿、自主行为，而是一种法定义务。公益机构拿公众的钱，既不是政府收税、公民必须依法缴纳，也不是企业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全是因为公众听基金会说得好听，“服务于公益”，才心甘情愿拿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基金会去扶贫帮困。对此，基金会难道就不该有个反馈，让人知道到底怎么用的、给了谁、凭什么给、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一点动静都没有，那谁能担保不是被“内部消化”，拿去吃喝、买奢侈品甚至用于更见不得人的地方了? 可是，公众的钱一旦脱手，基金会耍赖皮，就是不报告，个人确实毫无办法，所以，法律规定政府部门有责任监管基金会，督促其报告收支情况，保持透明。那现在相关监管部门“又去哪里了”?显然，基金会敢于不报告，不是因为胆子大，而是有关部门不作为，放任基金会既不报告全文，也不报告摘要，如此百般呵护，有没有猫腻? 不能说每个基金会都有问题，但也不能说一点问题也没有。比如，既称官办，一些基金会自然需要在政府为难的时候做一些本不该公益机构做的事情，一来二去，账目上就留下了漏洞，到公布时，政府不给个方便，行吗?基金会有没有可能乘机将自己的漏洞一起给隐瞒了?北京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订信息管理办法，将来要求基金会按民政部要求对年报做全文公示”，好像真的只是制度上不健全，而不是政府卷入慈善活动过深，导致裁判成为半个上场队员，这“装萌”就未免有些“萌过头”了。 既然是向公众要的钱，那还是让公众监管更靠得住，办法一是媒体曝光，二是公益诉讼。办法很简单，做起来却不易，基金会的透明之路，究竟还要走多远? 监督有硬度 基金会才有透明度 自从“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无信任、不公益”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我国公益机构尤其是基金会数量正在迅猛增长。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意味着本来就尚在发育中的监管力量，面临着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工作难度。民众、媒体大多将聚光灯对准一些知名机构，而一些知名度不那么高或者非全国性的基金会，则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当然，随着社会理念的进步，不少公益组织也认识到了透明公开对于自身的意义，民众在捐赠时也会“用脚投票”。行业的自净效应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让基金会敢于公开、善于公开。在这方面，两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一是嫣然天使基金遭到外界质疑，李亚鹏却回应称“从法理上讲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而引起轩然大波。随后民政部门介入调查，但至今都未公开调查结论。先不论爆料是否属实，嫣然天使基金在这一场事关透明公开的舆论战中，已经输掉了不少来自民众的信任。另一则案例则是不久前，有网友质疑李连杰贪污壹基金雅安地震捐款三个亿，李连杰立即通过微博回应称自己没有财务章也没有签字权，不可能调动资金，而后壹基金秘书长杨鹏也通过博客晒出了相关善款的使用计划。壹基金的迅速反应，消除了网友的疑虑。两相对比，各类基金会应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主动公开、迅速回应，才能维护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公信力。 除了行业自净外，解决基金会透明度不高的问题，最关键还得加强外部监督的力度和硬度。首先，目前对各类基金会实施监督的主要还是民政部门等政府机构，民间、媒体缺乏监督的专业能力，急需引入第三方监督力量。而目前全国仅有基金会中心网等少数几个民间机构在从事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工作，要让这些专业“找茬”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生存下来开展工作，不仅需要基金会管理方的主动接纳，也少不了政府部门“扶上马送一程”。 其次，针对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其实早有相关文件、规范，但具体执行却并不到位。有不少公益界人士声称，不少未达到公益支出标准、甚至部分连年度资金使用明细都难以自圆其说的基金会，依旧可以通过年检，政府部门对基金会年检似有“走过场”的嫌疑。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加强立法，有了一系列文件、规范的探索，根本的《慈善法》应该尽快出台，以法律划定信息公开标准和违规处罚方式。此次还应切实把好年检关，查阅公开报道便可发现，民政部曾公布过个别基金会年检不合格，但更多由地方管理的基金会却鲜有年检不过关的案例，这显然并不正常。在加强行业自律之余，引入更多第三方监督、切实把好年检关，才能以“硬监管”倒逼基金会提升透明度，重塑公益事业的公信力。 |
40004-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