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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风窗报道，临近年底，周涛越发感受到一股迥异于往常的风气。虽然年终的总结和汇报仍少不了，但“上面”的各种检查、评比和考核却明显少多了。各种会议变少了，吃喝宴请变少了。听说，单位的“年夜饭”也取消了。 周涛是江苏无锡某城区街道办事处的一名主任科员。在中国金字塔式的公务员序列中，周涛属于“体制内”最末稍、但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在刚刚逝去的2013年，这批未来的储备干部们与“现役”官员们一样，最先感受到了变化：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而那些原本属于这个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和福利空间也被极大地压缩了。 在执政党强力整风之下，“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好日子不再 周涛曾一度被大学同窗们“鄙视”。2007年，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后，周涛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到无锡某街道办报到。与同班同学动辄去国家部委或者法院、检察院系统相比，周涛的选择似乎异常“低调”。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比其他同学反倒要高出一些。 工作上的事虽有些琐碎，但几年下来，这种波澜不惊、其乐融融的小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一度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公务员之路而颇为满意。但在2013年，他身边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修正了以往过于乐观的判断。 先是2012年年底，无锡新区鸿山街道80余名干部飞到厦门开一个党工委务虚会，前后历时4天，花费38万余元。此事先被媒体于2013年1月初予以曝光，后又遭到中央纪委的点名通报，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因此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参会人员则自掏腰包、全额承担外出费用。接着，2013年7月，无锡新区的多个街道的党政办主任十余人在某会所集体聚餐，结果，饭吃到一半，就被人举报。吃饭的官员不仅自掏腰包埋单，还要做检讨。 “当时人心惶惶。”周涛回忆说。巧合的是，他恰好认识两起事件中的相关官员，能感受到那段时间好多官员“心理负担特别大”。这使他突然萌发一种不安全感：“你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会因为什么事而被群众举报了。” 实际上，他真的差点就“摊上事”。前不久，有社区群众来到街道办找领导“上访”，领导恰好不在，群众代表就冲进周涛的办公室“讨说法”。周涛只好丢下手头上的工作，给对方端茶倒水、“赔笑脸”，任凭对方跺脚、谩骂。“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不能急躁，不能情绪冲动，说出什么过激的话来。”周涛对《南风窗》记者说，近几年，官员因为说出“雷人”的官话而丢官、受处分的事情层出不穷。“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偷拍、录音，一旦有什么话被人家抓住把柄，就完了。” 在与同僚的私底下交流中，周涛不止一次地听到有领导干部感叹或者调侃说：“现在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以前老百姓常说是‘民不聊生’，现在颠倒过来了，是‘官不聊生’”。 官员群体的危机感和压力感，既有中央层面“严管干部”思维下各种约束措施接连出台后的政策叠加后的结果，也有在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官员的自发监督意识和手段能力增强的结果。而对于习惯了过往特权的他们，似乎对这一新的变化，在心理上还难以适应。 隐性收入缩水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公务员群体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以中纪委为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台一系列禁令。在反腐与肃风两把“大棒”的夹击之下，那些原属于官员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空间也被极大压缩。 对于基层权力群体而言，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公用房明显“缩水”，二是自身福利待遇锐减。国内多个地区的基层公务员均对《南风窗》记者表示，2013年以来，各地不仅停止新建楼堂馆所，还对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严格按照级别，对各级领导及普通公务人员的现有办公用房进行清理、调整。 按照现有标准，县级正职办公室面积不得超过20平方米，科级干部每人使用面积不得超过9平方米，而科级以下每人使用面积6平方米。但现实中，多数官员的办公用房严重超标。为了“达标”，不少领导都纷纷腾出了以前的套房、豪华大房间，换进了符合标准的“小房间”。 某地级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管理处负责人对《南风窗》记者说，中央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面积、反奢侈浪费，这是件好事，但地方在执行中，往往又形成了新的形式主义。领导的确从面积较大的豪华办公室搬出了，但腾出来的办公室没人敢用，或者挂上个“资料室”的牌子，实际上仍闲置在那里，造成了资源浪费。而普通科员原本两个人一间办公室，现在硬是又加塞了一个人。这对于大多数党政机关的办公可能并无大碍，但也的确会对个别部门的正常办公造成影响。 他以土地利用管理处为例说，由于涉及土地征用、报批等繁杂手续，所以需要大量的文件资料。通常每个区县来人报送土地审批材料，都会带上七八本厚度达一两千页的资料，而每种书面资料又是一式四份，这样算下来，仅仅各种审批材料就占据了大部分的办公空间。有时各种材料不得不堆在地上，有一人多高。如果碰到有多个区县的人同时上报材料，那办公室连人坐下的地儿都没有，来访者只能在门外排队等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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