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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福利院春节前试点运行的婴儿安全岛，日前暂停收治。据报道，由于在48天的时间里接收弃婴数量激增至262人，接收能力达到极限，已经无法继续开展试点工作。这一消息引发人们思考：社会治理中，政策设计与具体推进之间应该如何更好匹配? 早在2011年，石家庄市就首开婴儿安全岛先例，民政部去年在10个省份试点建立了25个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初期，公众对这一做法曾多有议论，比如会不会助长弃婴行为、怎么对待狠心父母等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接受了一个观念，即安全岛是保护弃婴免受二次伤害的庇护所，是国家对婴儿生存权的保护和伦理担当，未来需要构筑立体的儿童福利体系。 作为第一个暂停试点的城市，广州的遭遇缘于其复杂的现实地貌。正如精确的导航图不能代替车手在山峦与险滩之间的艰难穿行，广州的城市特点使其在落实政策构想时遇到始料未及的困难。比如，以广州一地之力负荷大珠三角甚至更远地方的实际需求，有些不堪其累;作为试点城市中唯一特大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巨大的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医疗资源，也使需求的洼地效应迅速凸显。考虑到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巨大落差，当地暂停收治的做法并非对自身责任的逃避，而恰恰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已接受弃婴的负责。48天的试点经验，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路线图与复杂地貌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多项改革中都会遭遇的普遍问题。我们不能因此犹疑退缩，应以更审慎的态度和更大的勇气冲过改革的荆棘地带。在弃婴接收问题上，需要正视现实，并以综合手段化解。比如，在立法上加快建立统一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用法律搭建“阳光育婴箱”;在执法上加大对恶意弃婴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全社会强化弃婴违法的认知;在观念上，要明确责任的序列和层次，安全岛是国家对维护婴儿生存权责任的主动承担，但绝非对父母责任的取代，更不是对遗弃婴儿行为的默许甚至鼓励。 弃婴收治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需求，它的满足和化解，是社会治理经常会遭遇的普遍困境。此前引发热议的广场舞现象，暴露出居民健身需求与场地供给之间的不匹配。还有，春运的巨大客流与客运能力的不匹配，等等。虽然情况不一，但同样构成大国治理中的现实需求。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更新社会治理的观念，依靠多元社会主体去完成治理目标，而不是政府一家单打独斗。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在这一新的时代要求前，都需要学习和成长。对个人而言，国家不是家长，尤其是类似弃婴问题，不能突破人伦之常;对社会而言，需要在积极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治理;而国家需要在观念上给予引导，在行动上给予空间。 可以预见，在改革推进至深水区时，很多领域也会遭遇“婴儿安全岛难题”。指望某个制度蓝图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社会治理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的差异，一时的阻滞反而会提供更加深刻和真实的经验，提示我们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细致的考量推进改革，并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引导社会治理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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