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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一份针对全国所有地级市政府（共285个）和4个直辖市的财政透明度报告。报告显示，政府财政透明度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长治和鄂尔多斯，排名最高者得分也未超过总分的50%，得分超过总分38%的城市仅有10个，占比3.5%。
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近年来每年都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发布研究报告，记录了中国预算公开不断成熟、财政透明度不断提高的足音。这些研究的角度、重点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根据现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和基本原则，以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程度作为衡量财政透明度的主要标尺，其结论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警示意义。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此次发布的报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的各国财政公开和透明的统一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如财政供养机构还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等非政府机构）制定了一套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测算，目前国内各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现状普遍低下。为此，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打造货真价实的“透明财政”，还需要大力深化预算改革，制定、完善预算公开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下大力气夯实财政预算公开的法治保障。
我国预算公开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和明确的“地方标准”，首先体现为对预算公开的“大项目”缺乏严格的规定。清华大学的报告显示，各地市级政府机构及职能的公开情况最好，其次是人大、政协相关信息的公开，第三是党委、群团、民主党派与工商联相关信息的公开，公开情况最差的是国有企业及投融资平台。现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预算公开未作规定，目前预算公开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履职机关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严格说来，各级党委、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这些部门要不要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信息，可以不受《条例》的约束，这大约就是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公开“三公”经费最少、最不积极的原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三公”经费公开的真实性让人怀疑，表明包括“三公”经费公开在内的预算公开，由于缺乏规范、细化的法定标准，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概念不清、口径不明、大而化之、简单粗糙的问题，不利于发挥预算约束和控制作用，也为公众监督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在修订《预算法》时确立预算公开的原则，并对预算公开的内容、程度、时限、方式、罚则等作出明确规定。比如，在确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时，应规定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等所有由财政拨付经费的公权机关，都要详细公开部门预算；对涉及“国家秘密”的预算的内涵、外延和认定依据予以明确，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动辄以保守“国家秘密”为由拒绝预算公开。在确定预算公开的程度时，应规定本级公共预算按功能分类、经济分类分别编制，一般收支至少编列到“项”，尽可能落实到“目”，以此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真正做到“没有预算不支出”。《预算法》的法律位阶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前者对预算公开若能规定到这一步，将为公权机关的预算公开赋予更大的法律责任。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开，不宜公开或暂时不宜公开的，要有一套细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当前，我们既要追求“所有政府信息都公开”的法律目标，也要制定现实的“细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只有以完备明确、严格究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令公权部门在预算公开履职上生发出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才能推动预算公开工作全面深入进行，为打造“透明财政”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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