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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向62万居民一次性派发超过2.2亿元红包 5月5日，记者从三亚市财政局获悉，三亚市2014年上半年物价补贴发放工作今天启动，符合条件的居民每人将一次性获得360元补贴资金。 据悉，本次补贴对象是具有三亚本地户籍的城乡居民，以及2013年11月-2014年4月间连续6个月以上(含6个月)参加三亚市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非本地户籍的在职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 本次物价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补贴60元，补贴6个月(1月-6月)，即每人一次性补贴360元，共约补贴62万人，需发放补贴资金共22320万元。 本次补贴申报时间为5月4日-6月20日，居民申报信息经各归口部门审核后，补贴资金将于6月26日左右通过银行发放。符合条件未能成功发放居民于7月1日-7月15日受理补报和信息更正，各归口于7月20日前提取有效信息并打印纸质汇总表并盖章报送三亚市财政局，三亚市财政局于7月23日前开始对信息变更人员进行补充发放。 三亚市财政补贴特别提示，本次物价补贴发放所有人员需要重新采集数据，请广大符合申报条件的城乡居民注意时间节点并及时关注三亚市财政局直补系统平台等媒体上发布的消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属归口进行申报，逾期不予受理。属于河西区采用身份证读卡器采集信息的十个试点社区的受补人员申报时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和户口本。 评论：批评“发红包”为“懒政”是偷换概念 有内地专家学者指出，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是一个懒政的方法;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是保低，而非普惠，澳门的做法即便是对内地某个省或市，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 事实上，有关专家学者的说法不免绝对，2008年，广东东莞“受澳门特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红利的启发”，向本地户籍市民派发给每人千元的红包，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从2010年起，海南三亚市政府即给市民派发红包，今年下半年涨到每月60元，派发对象包括本地户籍和非户籍就业人员等全体市民，以应对物价不断上涨。 纵观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和内地东莞、三亚等国内外向民众派发红包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主导因素：一是鼓励民众消费，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二是帮助民众克服大宗商品价格和薪资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三是政府财政盈余。因此，在政府部门派发红包过程中，多是面向全体市民，且不区分穷人与富人。 尤其是政府财政盈余型的派发红包，往往内容很丰富。譬如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将财政盈余的400亿港元拿出来，向市民派发红包，红包中既包括为月收入低于1万港元的每个强积金(类似社保的公积金)个人户口注入6000港元，也包括免除居住公屋者的一个月租金，还包括对上年度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退税75%，还向领取政府津贴的65岁以上老人发放3000港元等等。 评论：社保是社保 红包是红包 二者并行不悖 事实上，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府部门派发红包，都跟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冲突，而仅仅是制度化社保体系之外的社会福利补贴，涉及所有人的福祉诉求。 澳门特区连续几年向市民派发红包，属于财政盈余型派发。2014年澳门特区预算收入估计约1536.2亿元，而现金分享计划的开支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澳门特区除现金分享计划外，还出台了电费、教育、看病等补贴政策。而与此同时，澳门特区实行“双层式”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全民社保”之外，政府还为每名居民开设了保障户头并注资，医疗保障也较为健全。 由此可见，对于派发红包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社保是社保，红包是红包，二者并行不悖。把本就具有普惠性质的红包派发，放到社会保障的框架中去评判，甚至定义为懒政，实属偷换概念，误导舆论。在我们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过程中，需要借鉴一些外来经验，并依据国情选择性地吸纳。 评论：“红包”可以带有更多温度 这是一个红包泛滥的年代，但地方政府派发的“红包”总能成为议论话题。日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2014年澳门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建议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发放5400元。对此，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在政府财政储备多、民众面临通胀压力的情况下，派钱的确是皆大欢喜之举，也是舒缓民怨的一种途径，但非长期民生改善的办法。“这是一个懒政的方法”，没有借鉴意义。 专家的“懒政”说引起围观者一片质疑，可众声喧哗之后，真正需要被厘清的还是派发红包举动本身的必要性。观察者早就指出，要让市民(特别是穷人)分享到社会发展成果，未必要使用现金派发类似的粗放型方式。让社会成员切实宏观得利，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大幅度提高工资保障标准，远比单纯地发红包更显长期效果。这也是岳经纶所质疑的，“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然而现实是，澳门已有着对于穷人生活的完善保障体系，那么在此之外的派发红包又有何不正当?斥其为懒政言过其实。 从本质上来说，澳门特区政府的派发红包依旧从属于“社会分红”的范畴，这也正是澳门历年坚持派发红包的可贵之处。关于社会分红，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换言之，它是一种地区福利与还富于民。经济社会在发展，生活成本日益递增，通胀压力更是如影随形，如此之下，即便是短期性、数额并不大的全民红包派发，也是对地方政府财富的再分配，它由此带来的也是一地之内笃定性的福利可依赖。 还原了上述内容，就不难理解围观者对于澳门“红包”的羡慕嫉妒恨。事实上，围观者并不就一定期待在内地实现大面积的“红包”发放，他们甚至深知，澳门之所以能够派发全民红包，与本身的财力雄厚和人口相对偏少不无干系。他们渴望的，只是触手可及的全民福利与“还富”行动。客观地说来，改革在进行，近年来内地的社会福利体系已有着较大提升，市民抵抗通胀与生活压力的能力在同步提升，但此种提速可否更快一些，乃至在少数富裕地区可否出现形式更丰富的“反馈”作为?以此对照澳门的“红包”，他们自然一次次地难以淡定。 以“理论上”的视角来考量，我们很难说“发红包是懒政”就全无它自圆其说之处，但倘若以地方政府主动打造全民福利的行政善意来分析，就不能不说这样的观点太冰冷与过度理性。澳门“红包”可以复制吗?答案现在并不确定，但讨论澳门“红包”可以带有更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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