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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名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国家公务员，在一个针对“中央禁令对公务员的影响”的调查中的感受，不能说全部真实可靠，但仍具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他们中，有79%者表示2013年没有收到任何礼品，93名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其实，对一个合格的国家公务员来说，换个角度看问题，说不定会豁然开朗。79%的公务员没收礼品，意味着他们无须受缚于人情的牵制，按规办事，一身轻松;93名公务员认为“公务员不好当”，意味着多数公务员已清楚感受到中央禁令的压力，不敢违规或者即使违规也不敢心安理得。大环境的改变或对个体压力是个松绑，至少某些“被迫腐败”会渐失土壤。如此，你还能说禁令是对公务员的束缚吗?非也，它其实是一种“保护”，它解开了公务员身上的枷锁，让他们轻松做事，踏实做人。 “公务员不好当”一说，其实是不准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其准确释意应该是：“因灰色收入减少或断绝，因有违社会公平的高福利逐渐调整，因曾经超越正常公职的优越感和诱惑力的回归正常，而让多数公务员产生的不适。”“公务员不好当”正是体制内清除腐败因子过程中让人产生的不适感，但它要达到的最终结果，恰恰是“公务员比任何时候更好当”。 时下的“禁令”往往是对法律的重申和强调。法律之外为何还需“禁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官本位传统之下，还有一个更深的根源，这便是人情社会。冯仑讲了个段子：开车违章，恰逢熟人卖个面子，省下50元罚款，回头熟人让自己安排亲戚进公司，结果他为一个根本不合适该岗位的人付出了每年数万元薪水的代价。看似无成本的人情，其实往往需要你付出高昂甚至触及法律底线的代价。而中国人最擅长借助“人情”之名，达成“行贿”之目的。此旧俗最终成了贪腐的巨大助力。 中国正在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但在新的法律契约观念尚未植根于国人心中时，人情这些陈腐的旧俗往往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会对新观念的建立形成不断破坏。“禁令”，不失为特殊时期破除人情的利器，非但不断提醒法律意识淡漠之人不要以身试法，更能为公务员拒腐防蚀提供一个最佳的挡箭牌。风行神州的酒文化曾让法律旁落，但“道法”之外的连番行动和禁令加身，最终让几乎所有的驾车者成功告别酒杯，不仅有利健康，更不被人情所套牢。正如有些公务员的感受：不收礼更好办事，工作压力减小了…… 因此，禁令保护之下，国家公务员真的是好当了。此时若再感觉不好当的公务员，恐怕是真的不配当公务员了。这些人若真的选择离开，于公而言，其实是清除了队伍中的“不合格之人”，好事;对己，或许能找到一条“取之有道”的赚钱途径，更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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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4-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