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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报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多个省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受访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之前可以收到一些购物卡、烟酒之类的礼品，2013年后却没有收到任何礼品的受访者占到了79%，有93位受访者还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这份调查谈不上专业、权威，却也有管中窥豹之效。事实上，购物卡、礼品收受现象变少，工资外收入有所降低，公款吃喝和企业请吃等现象减少等结论，都与中央接连出台系列“禁令”改进作风相呼应;而“禁令”之下受影响的公务群体的真实心态，多多少少通过调查得以还原。 多数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甚至因此而考虑离职，显然难以简单斥之为矫情。任职态度的变化，涉及到这个群体的职业预期。公职群体的抱怨并不少见。这些抱怨一方面指向自身，也即异化后的官场生存规则消磨人的积极性，与“公务员幸福指数最低”的结论照应;另一方面则指向外来的舆情，不甘心被标签化对待。 尽管有更为稳定的生存保障，但改革深入后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面临的内在和外在压力将逐步增大。对吃拿卡要等劣习的清理，会不可避免对公务员以前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予以弹压，强化“公务员不好当”的职业预期。其实正如报道中***教授所言，公务员不好当以及基于此判断而辞职走出官场，之于官场生态的合理化，之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思维转变，都是好事。改革对于体制的整体祛魅，对于附加在特权之上的种种灰色利益的剥离，都将促成这种常识的回归，而个体的出走也将变得理所当然。 但严格地讲，因“公务员不好当”而选择出走的个体，并不一定证明了体制的开放性，它仍代表了一种与公务员理想职业定位不相吻合的现实。事实上，“公务员不好当”作为一种国际性常识，与之对应的事实是，公职身份能够赋予其体面的收入、尊严、舆论观感和认同感。如果仅仅是要朝“公务员不好当”的常识回归，而忽视对其职业予以物质和精神的匹配性回馈，那也很难形成合理的社会人才配置机制。 体制内个人的出走，不应源于对于灰色收入的挤压。值得追问的是，出走之后怎么办?一个开放性的体制如何保持对社会人才的吸引力?当然，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对公务员体面收入、尊严、舆论观感和认同感的保障，是一种有条件的置换，远非无条件的赋予。日前，“多国公务员养老金高于国内”的新闻广为流传，这的确是对国外事实的一种陈述。但得看到，体面的职业保障背后，一是权力的高度透明，以及来自社会密不透风的监督;另一方则是，政府与社会、市场边界清晰合理，小政府之下民众无需为冗余的公务员队伍承担不必要的税负。对我们而言，这两方面显然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古今中外，文官群体历来被视作社会精英。我们当然也乐于以精英的视角，给与国家公务员群体生存上的保障，让其无需因为生活压力意义上“公务员不好当”而出走。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体制对自身的改革之外，也只有公务员自己才能为自己正名，舆论观感的纠偏，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精英的待遇对待这个群体，将取决于他们为自身正名所愿意牺牲特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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